柏林牆的倒下與重建—前東德成人儀式的意義
郭婷
原文發表於《天下雜誌》獨立評論，2014年12月12日；簡體版刊於《財新博客》。
2014年11月9日，柏林。為紀念柏林牆倒塌25周年，柏林市政府放飛了8000只白色氣球燈，用燈光重建當年的圍牆。所有的白色氣球被鑲在3.6米高的柱子上——與當年柏林牆的高度一樣——並且排列延展出15公裡。而氣球飛上天空的瞬間又再現當年東德民眾沖破圍牆，奮不顧身的沖向自由世界的時刻。 根據BBC報導，數以萬計的民眾參加了紀念活動。「任何事物或任何人，都不能夠阻擋自由。」德國總理默克爾說，柏林牆的倒下告訴了全世界，夢想是有可能成真的。
（一）
二戰後美蘇對峙，造成二十多年的冷戰局面。而東柏林被蘇聯佔領，成為世界蘇維埃政權的一部份。實行民主制度的西柏林則成為一扇通往自由世界的窗，有幾千人陸續偷偷入境。於是東德政府建造於1961年建造了柏林牆，為了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如果說柏林牆是一個顯然的、物化的紀念，那麼成人儀式（Jugendfeier或Jugendweihe）則是不斷被再詮釋、解構和重建的動態生成。成人儀式可以被看作是近150年德國歷史的縮影。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它與德國社會運動和改革相輔相成，不斷的被適應著、也觸發著政治文化的改變，是社會主義東德的另一個文化印記和表現。
儘盡管成人儀式通常與世俗化及東德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聯繫在一起（尤其是德國統一社會黨 [GDR]和東德人道主義協會 [German Humanist Association]），它的根基其實在基督教，包括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和新教路德宗。1273年的里昂會議（The Synod of Lyon）以及1493年的弗洛倫斯大公會議（Florentine Council) 確認了堅振禮為天主教七大聖事之一，是一種個人領受聖靈的儀式。教宗保祿六世在《宗座論堅振聖事憲令》（Divinæ consortium naturæ） 中如此解釋堅振的意義：「信友借著洗禮再生，借著堅振而成長、堅強，最後又借著聖體聖事中之永生之糧而獲得滋養。」 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拒絕了天主教會的堅振聖事，認為該儀式只不過是人類的發明。但他並沒有完全消解這個儀式本身：他對教會進行了教學改革，使得教會的教導成為信仰的先決條件，並在兒童第一次領聖餐前進行教義問答。中世紀與宗教改革史學者Susan Karant-Nunn認為，宗教改革後的德國新教將儀式的關係從「聖—俗」轉換到了「權力—個人」。諷刺的是，否定天主教聖禮意義的改革家在堅振聖事上的不斷討論，反而突顯了這一聖事在教會的重要位置。
18世紀晚期，為了鞏固世俗權力，新教教會內部也開始尋求民事形式的堅振禮 。神學家利希滕伯格（Georg Christoph Gieseler）向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建議建立一種以青少年向國王宣誓為主要架構的成人儀式。這件事在現代德國成人儀式的意義重大，瑞典學者Bo Hallberg甚至認為這個民事堅振的提出意味著德國地區第一個由教會之外的權威機構發起的成人儀式。
有關現代德國的成人儀式的最早記載的在1852年5月20日的北圖林根自由邦（North-Thuringia）自由宗教運動 （Freireligiöse Bewegung, the Free Religious Movement）。這是一個由對既有宗教機構感到不滿的基督徒和社會改革家發起的運動，旨在尋求新的群體和新的儀式。
1950年代，東德宣佈重新引入成人儀式，將它設立為一種官方儀式，參加儀式的青少年需要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社會主義德國統一社會黨宣誓效忠。奉行無神論的社會主義東德用這個儀式成功的替代了基督教，當時每年有90％的青少年參加成人儀式。
在兩德合並後這一儀式依然舉行，也同時被賦予新的意義：它是參加者和他們家庭的一個身份標記。這種世俗的儀式作為一個國家發起的「社會主義性格」的塑造者，在意識形態迥然不同的當代德國無所適從，它的意義從官方轉向了家庭和個人。柏林牆倒下之後，成人儀式逐漸向美國高中舞會發展。孩子們訂製高級禮服，父母也興奮積極地投入準備，將它打造成盛大的典禮。每年5月柏林大約會舉辦十場這樣的成人儀式，每年總共有兩千多名青少年參加。
（二）
2008至2010年間，筆者的一位加拿大徳裔好友在德國柏林進行了三年的田野調查，專訪那些從東德移民到西德首都的家庭，和他們依然在參與成人儀式的青少年下一代。有趣的是，她不止發現曾經在社會主義東德的家庭讓他們在現今柏林長大的孩子繼續參與成人儀式，這個有社會主義根基的儀式；許多非東德移民也希望讓他們的孩子參加。一位父親說：「我的父親是一位牧師，我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時受盡苦難……但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有選擇的自由，這包括認識她家族的歷史，他們未必全部認同、但真實經歷過的歷史。」也有西德父母鼓勵孩子參加成人儀式，認為「我們作為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對歷史應該有更全面的認知。東德從來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是同情者」。現代德國也接納了世界各地的移民，許多移民家庭也會讓他們的孩子參加成人儀式，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德國特有的儀式，能幫助他們更快的融入德國社會。成人儀式成為一個身份轉化的方式，讓他們的孩子擁有與當地人同樣的經歷和印記。
訪談也發現，許多當年在東德參加成人儀式的人未必都通過儀式全然認同或反對國家意識形態。有一位被訪者談到：「現在說起來可能不好意思，但我當年曾經非常虔誠的相信東德政府，在成人儀式中也感受到感動和光榮。這些感受，我並不想否定。」個體和國家意志之間並沒有簡單的互為、抗爭或依附關係，幾乎所有的公眾領域都會有個人痕跡，也幾乎所有的個人記憶都離不開公眾的角度。
有趣的是，這是關於堅振聖事的神學討論中也經常出現的悖論：作為一個關注青少年個人成長和靈性感受的儀式，它難免消減了儀式的集體性：它原初的意義在於一個教會作為集體歡迎青少年成為群體一員的儀式。德國人道主義協會通過成人儀式提供了一個機會，讓前東德人走到一起，慶祝他們孩子的未來和他們自己的過去。通過社會規範化，儀式提供了身份的象徵和逆轉，提高了自我認識，也提供了個人和群體關係的可能性。公共性，象徵性的標誌在個人經驗中得到重建。
（三）
1989年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是重要的一年。東歐社會主義政權陸續崩塌離析，1989年6月波瀾的首位非共產黨總理經選舉產生；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放棄執政位置，開始多黨統治，並在國會通過憲法修正草案將「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改為「匈牙利共和國」，正式取消集體國家元首主席團，確立多黨制和議會民主體制。非洲的埃塞俄比亞和亞洲的柬埔寨等等國家也先後加入改革浪潮，終結社會主義專政。1991年蘇聯解體，緊接著十五個國家宣告獨立。東歐乃至世界格局劇變也影響了中國，這一重要的亞洲社會主義大國。
作為生於80年代、成長在90年代的人，意識形態在日常生活中的直接印記並不明顯。但這只是記憶的篩選罷了。我們都必須加入少年先鋒隊和共青團，而且以集體的形式慶祝成人儀式。在1996年發佈的 「共青團中央關於規範十八歲成人儀式教育活動的暫行意見」中規定，十八歲成人儀式的教育活動是共青團組織根據黨中央印發的《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一項青年思想道德文化教育活動。 16-18歲處於成人預備期內的青年，重點是普通中學、中等專業技術學校和各類職業學校的適齡學生都必須參加。查閱這些文件時才想起，自己當時也喊出的誓言：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十八歲成年之際，面對國旗、莊嚴宣誓：我立志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遵守憲法和法律，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正確行使公民權利，積極履行公民義務，自覺遵守社會公德。服務他人，奉獻社會；崇尚科學，追求真知；完善人格，強健體魄，為中華民族的富強、民主和文明，艱苦創業，奮鬥終生！」
當時是無意識的。和大部份同齡人一樣，我們迅速的遺忘了這些形式主義的教育。我們這代人相比父母輩有更多自我意識，也有更多的選擇。多數人希望下一代不再接受意識形態教育。他們謹慎地選擇移民，或者沉默的經營著小家庭的幸福與安定。
（四）
但意識形態儀式究竟對公民意味著什麼？尤其是成人儀式，究竟對塑造年輕人的心智、人格和心態有何種影響？是否有莫衷一是的邏輯可循，或好比吾友的研究所發現的那樣，同一個儀式對不同個體、不同群體的意義大不相同？
在一個半世紀的歷史中，德國的成人儀式在思想上不斷的反語境化、又重建語境，高度透析著宗教、社會和政治運動。人們常常認為，隨著柏林牆的倒塌，東德政權連同它的文化、政治、經濟、禮儀和生活日常方式也將逐漸消失。但從它的基督教起源，它在東德的國家儀式，以及統一德國的柏林作為人道主義協會的適應，我們看到成人儀式的生命力和不斷重生的意義。中國從80年代重新塑造愛國主義話語開始，以及90年代滲透至各所學校的愛國主義教育至今，官方建構集體主義的同時，也無法忽視一代更有自主權和自由度的公民。德國的成人儀式代表著系列矛盾的概念：自由和壓迫，阻礙和沖破……它正在重建為後人重建歷史，象徵著文化的流動性和能動性。中國正在不斷被成人儀式製造的新一代年輕人，又如何重新繪製著屬於自己的身份？
原文發表於《天下雜誌》獨立評論，2014年12月12日；簡體版刊於《財新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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