鏽墟裡的點燈人· Dispatches from Dystopia中譯本導讀

My introduction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of Dispatches from Dystopia: Histories of Places Not Yet Forgotten.

鏽墟裡的點燈人:Kate Brown的反烏托邦紀事

郭婷

「我花了很長時間才發現,我小時候在鐵鏽帶目睹的瀕臨臨界點的潛在暴力,居然在我想理解它的渴望中再次顯現……有一天,我終於領悟,我成為歷史學家以來,一直記述著環境、人口與經濟上的反烏托邦。這是否意味著我表面上撰寫蘇聯的歷史,之後又開始撰寫美國的歷史,實際上我只是在諷喻自己的過去?我不這麼認為。地方與個人的生平及認同息息相關,我認為我有能力看出在別的史家眼中尚未成形的故事,因為我的故事賦予我這樣的敏感度。

我的生平充滿各種情感、不安全感、同理心以及反感,當我探索與撰寫主題時,我往往援引這些感受。從我幼年在埃爾金時開始,我一直深受空無一人的建築物與空蕩蕩的街道吸引,我會在荒涼的地點漫遊,檢拾棄置的物品,想從這些無皮那種探求原來的主人的故事。正是這些人,這些最後關燈的人,最能引起我的興趣……地方不可避免位於這些傳記的中心,因為就算只剩下地方本身,地方依然會繼續講述故事。 」

歷史學家Kate Brown在本書結論章節中真誠回顧自身經歷,給這本關於反烏托廢墟的著作帶來一絲希望。她所走訪和描繪的反烏托邦之地,比如西雅圖破落的酒店、俄羅斯的封閉核區、烏克蘭的哈西迪猶太教朝聖小鎮烏曼、哈薩克的監獄城市、蒙大拿的鐵路城市……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廢墟或遺址,因為那些地方依然有人跡。許多人已經不在,許多人漸次遷來,還有許多人從未離開。

她抵達監獄城市卡拉幹達時驚訝地發現那裡道路開闊、秩序井然,雖然居民已經不是當年的那批勞改犯,雖然在一九九〇年代的校園還會挖到人骨;巴拿馬酒店今天依然有住客,二戰時曾是十多萬亞裔聚居的西雅圖種族隔都(ghetto)的一部分,七千多名日裔美國人因為珍珠港事件一夜成為准戰俘,要被送去位於西北部愛達荷州的集中營,當時來不及變賣的物件到現在還儲藏在地下室倉庫;核洩漏城市依然有居民,那裡依然是機密地區,但機密不在檔案,而在身體裡,被不同陣營的科學家視作資料。這本書搜尋人們不斷流動和遷徙的影子,通過他們留下的痕跡、物件、甚至身體,點亮那些被留下的地方。

思考現代廢墟的歷史學家

Kate Brown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科技與社會(STS)課程。她是一位以研究現代廢墟著名的歷史學家,麻省理工新聞曾稱她為「腹地歷史學家」(historian of the hinterlands)。她的作品《無地傳記:從民族邊境到蘇聯心臟地帶》(A Biography of No Place: From Ethnic Borderland to Soviet Heartland,哈佛大學出版社,2004)獲美國歷史學學會最佳國際歐洲史著作獎(George Louis Beer Prize for the Best Book in International European History)。《鈽托邦——失去選擇的幸福與核子競賽下的世界墳場》(Plutopia: Nuclear Families in Atomic Cities and the Great Soviet and American Plutonium Disasters,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獲美國歷史學學會的最佳美國史著作獎,也在美國環境歷史學會和西方歷史學會分別獲獎。以上兩本書也都獲得女性斯拉夫研究協會的認可。出版於2019年的《生存手冊:車諾比未來指南》(Manual for Survival: A Chernobyl Guide to the Future)曾獲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這本《反烏托邦紀事》入選《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推薦的2016年最佳書籍之一。她還獲得過古根海姆基金會、國家人文基金會、美國大屠殺博物館、美國學術團體協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等等機構的研究基金。

誕生於二十世紀六〇年代的STS是跨學科的研究,致力於將科技置於社會情境中進行反思,麻省理工學院是STS最早開始學院化的地方。Kate Brown的學術生涯從俄羅斯文學開始,逐漸開始傾向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從而塑造現代世界,以及現代人與空間和環境的關係。最近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她開始了新的研究,關於土壤。她認為病毒並不只是公共衛生和醫學危機,更是生態危機。Kate Brown在《紐約客》中發表的散文中認為,近幾十年來,我們的生物生命之間的聯繫變得更加清晰,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對自然界和對我們自己的理解。譬如大家都熟悉的林奈分類法已經開始受到質疑,因為環境災難和疾病讓我們意識到生物不能被單獨地作為分支來理解,而要關注物種之間的交流網絡。我們對人體的看法在發生變化,人體似乎更像是一個開放的生態系統,在空氣和環境的網絡中收集各種氣體、微生物和生物。新型冠狀病毒爆發,要將身體作為一個物種的集合和一個社區的想法的確會讓人感到不安。如果我們是如此開放流動的生態系統,那麼我們在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中應該如何保護自己?

我們談論生物世界時所用的大多數隱喻都不符合這種流動開放的生態模式。她指出達爾文主義思想向我們傳授了適與不適之間永無止境的競爭概念;亞伯拉罕的宗教告訴我們,神將地球交給人類統治;美國神話鼓勵企業家個人主義。但是,我們從空氣和土壤中共享微生物,將牠們納入我們的呼吸中,擦到我們的手上,又不自覺地攝取牠們。通過日常行為,我們在社會和微生物的意義上形成了一個社區。在我們的整個歷史中,微生物網已經在人類和其他物種之間架起了橋樑。

不錯,自我隔離是遏制這次大流行病的關鍵,但這種隔離需求本身認可我們與周圍環境的深度融合。我們需要反思將我們凝聚在一起的全球生態網絡。

廢墟與廢鐵:霸權、災難與身體

這本書可以看作一個對人與環境動態共生的實驗。

Kate Brown在書裡用了一個有趣的詞——鏽墟(rustalgia),它和廢墟(ruins)相反。她稱之為「廢墟情色」(ruins porn)的影像表現廢墟之荒涼空曠,通常比較受歡迎,因為人已經從廢墟中消失了,所以我們可以放心地、離地地、脫離語境地緬懷。鏽墟則指人和環境之間鏽跡斑斑、黏連不斷的關聯和牽絆,有哀悼也有掙扎。廢墟被賦予了荒涼的美感,而鏽墟則充滿了無法直視的尷尬和痛苦。

她所說的在研究方法上的空間轉向(spatial turn),就是回到被遺棄但依然有人居住的空間,看看那些空間如何被製造,又如何改變生活其中的普通人,以及作者在重訪這些空間時感到的迷茫。換言之,空間不是預先存在的東西,是非本質化的、動態的、在互動中生成的。

這種結合回憶和敘述的寫作方式呼應了近年出版的《愛這個世界:漢娜鄂蘭傳記》(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2018)。如果說鄂蘭傳是用精神分析法來看哲學史,那麼《反烏托邦紀事》就是用現象學呈現了政治霸權和環境災難的有形細節和聲色氣息,以及這些細微之處如何在精神和身體上對社會造成了持久的傷害。這種討論霸權下個體經歷的方式,讓人想起俄國史專家Sheila Fitzpatrick書寫日常生活中史達林主義的經典作品《每日史達林主義:非常年代的日常生活》(Everyday Stalinism: 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2000)。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車諾比的災難又重新出現在公共討論之中,從這個角度來說,此書是對災難、極權與環境之互動關係的當代回應。

但Kate Brown的高明之處在於她無意重申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反而細緻地探討和呈現相互異化、互為他者之間的共通點,在不同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機器之下人性的尊嚴和堅韌。

她寫到蘇聯和美國以不同的方式面對輻射致病——蘇聯監測身體,美國監測環境。美國和蘇聯都有提煉廠,美國華盛頓州的漢福德鈈提煉廠是美國版的瑪亞克,導致當地工作人員和居民患上長期疾病。同時代的蘇聯科學家未必一定比美國科學家差(雖然美國不以為然),而是意識形態的差異導致檢測方式和限制有所不同。封閉社會可以進行廣泛的秘密研究,研究人員可以收集當地居民的血液和尿液樣本,病患不會被告知自己受到暴露,但醫療人員卻花數十年監測他們的身體。美國的科學家不能進行這樣的研究,但也並不妨礙他們在九〇年代來到俄羅斯,利用蘇聯科學家收集的人民的身體資料進行研究。

在臨床醫學誕生之前,醫師們也都相信疾病與地貌有關。福柯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就探討了現代醫學如何開始專注於人體某些具體的部分,於是身體與環境在醫學的範疇內彼此分離。科學領域本身持續分支,使針對環境和人體影響的有機研究變得更困難。比如研究生態和人體的科學家被劃分成不同的領域,因此放射性同位素在特定環境產生何種狀態的知識,鮮有進入輻射對人體影響的醫學研究。環境變遷與人類健康的變化之間的關係是常識中理所當然的東西,但在科學研究和證明中難以產生連結。在實際操作中,美國沒有記錄漢福德提煉廠放射性同位素的致死率。一直到一九九〇年代,保健物理學家都沒有將員工的暴露與職業思維聯繫起來。

我們的身體才是鏽墟。

要將人體看作環境的一部分,需要改變的不僅是認知上的慣性思維,也是整個學科乃至意識形態的分類。冷戰結束後六十年,我們依然在摸索如何跨越國境尋找共同問題的答案。但就像Kate Brown所展示,不同政權都直接或間接地犧牲了個體,也忽視了身體,我們必須為在歷史上被作廢的身體重新創造和重新賦予生命,同時又不能忽視身體的痛苦。在核子犧牲區的全景中,最受到忽視的地貌就是身體的地貌。

遷徙時代的隱喻

Kate Brown說自己總是在尋找那些最後關燈的人,那些在遷徙和流動中依依不捨或留下印記的人。

她的童年充滿遷徙的痕跡,不斷隨著家人遷徙,希望逃離貧困:「凝視著帶有先進邊緣性的地方並且從旁繞道而過,這股衝動具有較大的誘惑力。凡是在美國出生,屬於我母親家庭那個世代的人,都曾因為成長的地方陷入衰退而不得不舉家遷徙到另一個看起來較有遠景的地方,直到那個地方也遭遇蕭條,全家人又不得不再度離開。」

她之所以一直在歐亞腹地做研究,是因為背井離鄉的童年記憶讓心裡充滿不安,她一直想知道人們留下和離開是怎麼回事。

Kate Brown在社會政治層面關注遷徙,讓人想到美國哲學家Thomas Nail的《移民的輪廓》(The Figure of the Migrant):在今天,每個人都是移民,移民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隱喻。環境因素和經濟和政治的不穩定都使遷移變得更加必要。其中沒有身份或證件的移民所佔的百分比正在增加,對民主和政治代表性構成了嚴峻挑戰。今天人們的遷移比人類歷史上的遷移更加頻繁,我們很多人都有離開家鄉去外地求學或工作的經歷。雖然許多人可能不會跨地區或跨國際邊界流動,但我們可能更頻繁地更換工作,通勤時間更長或距離更遠,反覆改變居住地,又或更頻繁地出國旅行。

但是,並非所有移民的動機和移動方式都相同。對於某些人來說,流動只是暫時的,它提供了機會、娛樂和利潤。對於另一些人來說,流動是危險和受到限制的,他們被社會驅逐的情況更加嚴峻和持久。在某種程度上,所有移民的流動都帶著政治、司法或經濟地位的不確定性。即使移徙的最終目的是錢財、權力或享樂,移徙過程本身總是涉及某種形式的不安全感: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的消失;政治權利的喪失,包括投票權和社會福利;喪失工作或法律地位;因交通或居住地的變更造成的經濟損失等等。最近英國提出香港BNO護照持有者可以按規定申請英國居住權,看似伸張人權與正義,其實是利用了香港政治局勢之不穩定以及當中香港人的危機感,從香港人身上榨取經濟利益:通過這個方法遷往英國的香港人不得享受任何英國社會福利,而繳納稅金卻比英國居民更高昂;遷徙的門檻則是技術和經濟資本,並不是普世人權。

在香港這樣的移民城市,遷徙的經驗幾乎可以說是塑造了城市的根基,也是大家的共同記憶。面對最近香港政治局勢的變化,一位朋友的一番話讓人感懷不已:「我祖父離鄉別井去海外求生,我父親四歲時回鄉探親因內戰被滯留在家鄉,但也同樣帶着我們一家四口到香港生活,希望子女有更好的教育和前途,而不是被政治運動負累⋯⋯我希望不要走父祖輩遷徙漂泊的路,我想我和孩子們在香港一直生活下去。」我能理解這種狀態的痛苦,因為我自己和他的祖輩一樣不斷遷徙。為學業,為工作,為自由的可能性。        

能夠選擇遷徙,哪怕迫於無奈,都是幸運的。也有遷徙是很消極的,比如被奴役、殖民或侵略,被迫接受遷徙和「全球化」。還有另外一種遷徙,那就是被留下的人。遷徙有時是一種選擇,有時是迫於無奈,兩者並不相互排斥或相互矛盾。大時代中,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移民,很多人只能默默承受,尋找適應的方式。小人物是大時代的泥沙,因為他們是被時代浪潮沖刷下來留在岸邊,而不是隨波而去的人。

Kate Brown 的這本書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尋找那些留下的人。

從文本到空間

空間轉向是Kate Brown所用的歷史學方法,看空間設置如何建構和影響人類和自然世界。人總是以為空間是自然生成的一部分,忘記了空間是建構出來的,也是規訓人的東西。空間與人又在互動中不斷彼此生成,無論是曾經居住在那裡的,還是後來遷徙而來,抑或是前來到訪的,皆是如此,比如她本人。

她像系列推理小說那樣回顧上集提要,她在研究其他廢墟時遇到的工作人員想盡辦法幫她找一份她並沒有要求的檔案,通過讓她看到自己身上的殘疾,看到歷史真正的秘密和關鍵。她反思自己犯了一個歷史學家的錯誤,只關心自己預設的問題,從預設的檔案中尋找答案,忽視了在尋找檔案過程中的線索。

歷史學家傾向於重視文本甚於空間,但是檔案經常是錯誤的,或有意模糊真相。空間的追尋可以幫助我們重構或解析過去的謎團。我們都以為空間是自然的一部分,但隱藏在空間背後的邏輯其實是被權力和經濟製造出來的,在日常點滴和潛移默化中規訓著我們,影響著我們的言行、氣質、思維模式和世界觀。在空間中的行走是通過摸索、商榷、談判來確定信念的一種形式,也是在陌生人的幫助下重拾過去的一種方式。如果說人類學家多在田野中觸摸當下,那麼她就是在田野中觸摸歷史。

她在第六章「格子狀的生活」中寫到,哪怕冷戰時意識形態南轅北轍,美國和蘇聯卻不約而同地建造了格子狀的新城市。這種空間的建構是基於工業經濟的邏輯,比意識形態更重要。或通過工業擴張,或由國家推動大型工業與農業經濟,格子狀的空間是一種征服的方式。不僅是權力擴張意義上的征服,也是通過新的空間規劃來創造新的民族神話,從而征服歷史。我剛到美國的時候,也被中部城市的空曠和劃一震撼。和工業時代的美國一樣,蘇聯也希望建立新的民族神話,一切重新開始,建造全新的、空曠的、仔細規劃的生產方式和居住環境。生活其中的公民,對任何一個超級大國而言,都無關緊要。

工業化運動不僅預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讓蘇聯首次成為工業化與科層化強權。政治力量製造出格子狀的空間,而這種暴力背後帶有政治經濟目的。我們在討論冷戰時往往著重文本、書面資料和思想,貶低了空間生產以及因空間而生成的生活史。她甚至斷言,在空間史之中,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並沒有生產出任何足以區別彼此的特質。

反烏托邦與烏托邦的共存

烏托邦和反烏托邦在社會政治史中經常是共存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包括在所謂的烏托邦中,不同群體的壓迫或排斥關係。喬治.奧威爾在小說《一九八四》中給出了最著名的例子:公務員認為自己為了人類福祉創造了一個烏托邦。為了這個烏托邦的存在,必須有人要做出犧牲;對於做出犧牲的人來說,公務員的烏托邦就是他們的反烏托邦。

《反烏托邦:一部自然史》(Dystopia: A Natural History)的作者Gregory Claeys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反烏托邦的敘述以五個主題為主導:核戰爭的幽靈;環境退化和氣候變化;機械的進展和威脅,人們對機器的依賴和服從程度越來越高,人與機器之間的身份界限越來越模糊;非極權自由社會潛在的文化退化,呈現出知識上的衰老和被享樂主義消費奴役的無意識;最後,對恐怖主義和反恐戰爭的擔憂。

這些都是Kate Brown的主題。反烏托邦不僅是社會主義烏托邦留下的鏽墟,也是我們想象中永遠的他鄉。我們通常認為烏托邦是天堂的同義詞,但對她而言,烏托邦更像是不存在的所在(no place),裡面沒有人,而「反烏托邦」卻是有真實生活和苦樂哀愁的地方,不只是通俗意義上的噩夢或被人們認為是空無一物、毫無活力的廢墟。

與去除個體存在和具體身體的想象相反,「反烏托邦」有具體的人在那裡生活過,並繼續在那裡生活,以可見和不可見的方式離開或留下痕蹟。就好像她在《生存手冊》中帶我們回到車諾比,展現了在車諾比廢墟之上,樹木和動物如何重新回到人類的視野中來,致命的輻射並不可見,但潛伏在這幅圖景之外。她在《反烏托邦紀事》的第三章「車諾比禁區中(不)可能的歷史」中寫到自己如何找到某位「埃琳娜」(Elena)的博客。後者自稱是一名植物工程師的女兒,她說自己通過了禁令,在空蕩蕩的高速公路上騎摩托車。但後來我們發現埃琳娜從未去過那個地區,只是盜用他人的照片捏造謊言。真正的車諾比地區一直有人在生活。但連Kate Brown這樣的蘇聯史專家都沒能及時發現這個謊言,因為她承認自己也落入了一個常見的廢墟想象,認為那種核事故的廢墟應該是空曠的,這對探究外人看來不可知的歷史是一種安慰和誘惑。

在這裡,Kate Brown提到俄羅斯哲學家巴赫汀(Mikhail Bakhtin,1895-1975)強調的「多音複調」(polyphony)概念,通過這種複調來反抗自上而下、強加於人的單一真理。這是展現反烏托邦有血有肉的真實性的意義。

通過描述反烏托邦中具體的生活,甚至是人們的身體,Kate Brown 給了抽象概念以具體經驗,讓回憶和不斷生成的歷史成為有形的實體,更讓被政權忽視、被大眾想象他者化的人,在反烏托邦中擁有話語權,重新成為歷史的主體。

新冷戰時代的恐懼和希望

Kate Brown最可貴的地方,還包括將不同陣營、種族、地區、生物、生態連接照應,勘察二十世紀霸權的全球聯繫和脈絡,從中看到今日世界格局從何種意義上承襲了歷史暴力,又在哪些方面有所改變,獲得新的空間。

區域性事件的警示和成因是全球性的,而全球性事件比如冷戰,又必須透過具體的地區和個體來呈現,尤其是被遺忘的人群和地區。Netflix上走紅的政治隱喻型作品《車諾比》和《怪奇物語》(Stranger Things)都是探索了環境問題和政治恐懼之間的關係,在今天新冷戰的局勢下有了新的意義。

在遷徙和流動變得更劇烈的時代,新冠病毒依然在全球範圍內蔓延,政治和經濟上的變動讓很多人感歎,我們又落入了一個黑暗的時代。漢娜.鄂倫曾在《黑暗時代群像》中借用自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的名詩〈致後代子孫〉(To Posterity),詩中提到動盪與飢餓、大屠殺與劊子手、不公不義與絕望所引起的民憤,「當斯時也,巧詐橫行,民憤無門」。然而這一切難以察覺,因為一切都被官方掩蓋了起來。

如果說漢娜.鄂倫在《黑暗時代群像》中是將「時間底層的經驗及其相關的概念性描述」,那麼Kate Brown在這裡就是通過揭露空間底層的經驗,再次向我們展示,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未必來自鴻儒的理論,而來自於凡夫俗子對抗痛苦和厄運的微光。這些光雖然微弱而搖曳不定,但卻能通透時空,流瀉於大地之上,流瀉於反烏托邦之中。這是在今天的黑暗時代,為那些尚未失落的空間點燈的意義。

(有幸為此書中譯本撰寫導讀。本文為作者原稿)

《惡托邦記:核城市到鐵鏽帶,未忘之地的歷史》Dispatches from Dystopia: Histories of Places Not Yet Forgotten

作者: 凱特.布朗

原文作者: Kate Brown

譯者: 黃煜文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1/12/28

語言: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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