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婷:记忆的吊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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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书城》2016年2月号

读哈佛东亚系学者李洁的《上海人家:重书回忆》好似一段冲击思维和情感的双线旅程。这本书结合回忆录和民族志的方法,描绘出飞速变迁的社会中普通人的生命历程;作为在上海弄堂里度过童年的当地人,她的细腻笔触让人感到作者完全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以及城市中人的价值、风尚和挣扎。这本书追溯李洁家族成员从一九四〇年以来的经历,有着强烈的情感力量,让人时哭、时笑、时叹,好像在全身心投入地观赏王家卫或蔡明亮的乡愁电影。

使得李洁的观察有特别深度的是,她不但熟悉上海的里弄,也有着纽约和新英格兰等地生活的视角:她不久前刚从哈佛毕业,并留在那里任教。作为文学、电影和历史学者,她将一九四〇年以来的历史剧变作为宏观背景来分析身边亲人的故事,探讨上海如何在经济腾飞和历史伤痛中被重新塑造。她是访问者,也是当地人;是一个客观叙述者,也是家族中的一员;她能感受笔下人物的情感联系,也能将这些联系放置在批判中来审视。

有些部分让读者倒吸一口冷气,也哭笑不得。比如,她写道:“家族遗产的公平分配如此具有争议,爷爷和奶奶恐怕会从棺材里翻滚过来。”这是在说她的阿姨曾经因为抢占父母的居所而被爷爷告上法庭,结果成了那座石库门公寓的唯一继承人。这段故事如果由外人来写,恐怕会显得残酷;而李洁作为家族一员来述说,则无可非议,反而显得诙谐幽默。

在《上海日报》的采访中,她提及自己的写作初衷是乡愁。李洁着重描写的两个里弄都与她的家族有关,也都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中。其中一个是友邦里,她母亲长大的地方;另一个是平凉路一六九五号,她父亲的童年居所。她将这两条线索作为主线探讨更广阔的历史事件,聚焦在大大小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迁对居民的影响,她称这种方法为“挖掘我站立的角落”:

  相比站在遥远的位置作研究,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寻根的孩子,她每年暑假的探亲都是一个熟悉和再熟悉的过程。

这些石库门是她度过童年的地方,她可以将自己的回忆与父母的相编织,和其他人的叙述,也与地方志和民族志一起检验。这本书的目的是拯救这座城市正在消失的回忆,希望辨析“上海人的乡愁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莫衷一是,这一点在结论中逐渐明显。她回忆起最后一次拜访祖父母家,那是在他们去世之后,她如何帮收废品的人处理那些没有用的遗物。她跟在那位大叔的后面,直到他回到也是石库门的家,看到他和太太一起吃午饭。我们也记起她自己的位置:她离开自己的邻里、家人来到另一个国度,这也促使她自己作为写作者审视自己的生活,作为临时回“家”的人。

这个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让她能够进入被访者的家中,也能聆听那些他们不会轻易向外人诉说的故事。她从自身经历入手,但也查看那些发生在她出生之前的事。好比瓦尔特·本雅明的《一九〇〇年左右的柏林童年》,这本书同样检视经历和回忆如何在不同代际间传递,既是一部社群史,也是一部个人史。

李欧梵也留意到《上海人家》与《柏林童年》的联系,他在书封上问道:“我们是不是能说这是当代中国对本雅明的经典作品《柏林童年》的回应?”李洁视本雅明为她的理论灵感之源,她说“活着便是追溯踪迹”,这显示她与本雅明之间的共性:描绘私密生活与公共空间的共通之处。

个体既是一般模式又是独特例子,这样的方式让读者想起另一位与魏玛德国相连的著名人物:奥古斯特·桑德斯。他曾经为一战后的一代德国平民拍摄肖像,每一帧都是双写照,以表现个人如何是独特的个体又是社会的表征。如同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指出的,作者同时也是自己的读者,需要有批判性的自我认识,一种对社会语境与个人关系的清醒认识。用李洁的话来说,不是任何弄堂居民都是历史力量或社会分类的象征或拟任表征,因为他们太平凡,不是英雄,也并非恶棍。然而,他们的生命历程编织在更大的历史构成之中。每一个线头都有独特的色彩和纹路,每一个平凡人的线索都决定了挂毯的样貌和形状。

这种对弄堂生活变迁中的个人、历史的田野式研究非常独特。最近有一本相关主题的作品也对这种考察作了呼应:Howard French和裘小龙合著的《消失中的上海:私密生活的影像和诗作》。其中包括French的摄影和以推理小说出名的裘小龙的诗。裘小龙也和李洁一样,对上海弄堂有着亲切的回忆。他也将这本书赠给父母:“给我的父母,他们在Howard镜头下的弄堂里住了一辈子。”为《消失中的上海》作序的Teju Cole写道,就它的本质而言,摄影是对过去的记录。它没有电影的时延性,因此没有对现在时的延续性幻觉;摄影表现的是“拍摄的当刻”。吊诡的是,这种档案式的艺术能唤起人们重新想象和模拟那些逝去的东西,给正在消逝的和已经不在的以新的生命,将乡愁转换成新的旅程。这也是我们在阅读《上海人家》时所感受到的安慰和自由,因为在书中逝去的日常杂物又成为新一代人生活的原料。

记忆的这种复刻的质地在波德莱尔的《人造天堂》中有过诗意的表述,也是本雅明年轻时读过的句子。波德莱尔将人的记忆比作一种看不见的现实,他写道:

就像对着遗忘的画布,

一位画家单单凭着他的记忆,

慢慢描绘出一幅草图。

在这里,人类记忆被更直接地比作画布或书页,句子可以被擦拭并重新书写。这种方法有它的弱点,也就是个人叙述的飘忽不定性。李洁的办法是用历史记录做对比和检查,也询问故事中的不连贯性、反历史性和更直接的错误,告诉我们叙述者如何经历和感受历史。

弄堂已经是上海都市生活的象征。许多作者都对它做过深入研究和描绘,譬如格雷戈里·布拉肯的《上海里弄房》(The Shanghai Alleyway House: A Vanishing Urban Vernacular,2013),以及王安忆的《长恨歌》。《长恨歌》的电影和电视改拍受到大众追捧,也被认为是描写上海生活的经典文学作品。王安忆写到在弄堂里谣言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洁也同样花一章写“谣言集”:邻居们喜欢在动荡时期散播各种传奇,因为“在其他人的痛苦和尴尬中他们找到对自身苦难的倾泻或安慰。”在这样的集子中,对场景和时刻的描绘交织着好几代人的复杂关系。李洁进一步写道,谣言有其创造性,是当地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形成上海现代文学和印刷媒体的重要因素。同样,谣言也帮助造就道德观念。

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长大的李洁似乎能够在其中自由穿梭和转换:她既是华裔美国学者也是上海小囡。裘小龙则是感到和传统的都市邻里有隔阂感,在寻找已经失落的东西。就如同他在自己的网站中写到的,《消失中的上海》中具有画面感的诗句是想捕捉那种熟悉但正在消失的场景。既是记者又是摄影师的Howard French作为《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则有另一种视角。他作为外人用深入洞悉的镜头捕捉日常生活的特别和琐碎,突出本地居民太过熟悉而习以为常的细节。他似乎在赞颂一种陌生感;也因此,他镜头下的生活经历之丰满,对现世之热爱,对曾经熟悉的正在消失的场景的捕捉让人惊叹,为异乡客——包括笔者在内——渲染了一种超越时空的乡愁。

李洁和裘小龙的写作,French的摄影中的热忱和细致,也表达出了他们对不 世界的诚心理解:不仅是他们生活的世界,也是他们心之所向的记忆中的世界。这也许就是“家”的嬗变:不仅是宗族或建筑,也不仅是性别、世代和中国社会秩序之间的微观政治,而是作为行者的个人如何在不同国度中努力建构的空间。有中文俗语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也在集英语文学之大成的莎士比亚戏剧中得到呼应:“凡是日月所照临的所在,在一个智慧的人看来都是安身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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