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na Carta 800: The Sacredness of Law and Its Human Concerns

法律的神聖性與人文關懷

索爾茲伯大教堂的英國《大憲章》

2015年6月,英國和全球一起慶祝了一則名為《大憲章》(拉丁文magna carta)文件的800歲生日:800年前(1215年),英格蘭的約翰王面對著來自王位合法性、教會認可與反叛貴族多的重壓力;6月10日,數十名貴族策馬來到泰晤士河畔的蘭尼美德(Runnymede)與約翰進行談判。談判的結果是一項和平協議,約翰被迫贊成反叛貴族提出的「男爵法案」(Articles of the Barons)。6月15日,約翰王在蘭尼美德為法案蓋上王室的印章,反叛貴族們則在四天後重新效忠約翰。

這份協議後來被稱為「大憲章」。一直到今天,《大憲章》依然是英國現行憲法性文件之一。「大憲章」中所引入的分權概念也影響了世界各地的司法體系、人權文件和民主政體,甚至包括 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大憲章》對現代社會的影響,恐怕是當時在政治危機中迫於無奈而妥協的約翰王始料未及的。

憲法性文本與實踐

《大憲章》最重要的意義首先在於文本。其中諸如「公義不會被任何人拒諸門外或被任何人買通,所有人都受法律保障」(To no one will We sell, to none will We deny or delay , right or justice)等句子,已成為膾炙人口的名言。在為聯合國宣傳《人權宣言》時,埃莉諾·羅斯福曾說過《人權宣言》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屬於全人類的大憲章」。

儘管經過多次修改,甚至又發生新的衝突和戰爭,1215大憲章文本依然對如今的司法、政治和道德有深遠影響。在制度上,《大憲章》也引入了議會的前身,它代表的是能與國王協商的議會精神。當約翰之子亨利三世繼位後,貴族又提出針對議會制度更為明確的牛津條款(The Provisions Of Oxford),規範了議會召開時間、與會成員、與會者的責任與權力,也記載1258年6月召開了在日後被稱作「模範議會」(Model Parliament)的「大議會」(Great Council)。

道成肉身

 

1215大憲章現存四頁,分別存於大英圖書館、林肯大教堂和索爾茲伯里大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

索爾茲伯里大教堂為此舉行特別展覽時說明原委:迫使約翰王接受大憲章的貴族之一正是他同父異母兄弟:第三任索爾茲伯里伯爵威廉隆斯貝(William Longespée),因而索爾茲伯里大教堂是保存原本的地點之一。 展覽名為「大憲章:正義、權力與聖言之靈」(Magna Carta: Spirit of Justice, Power of Words)。這個題目是隱含了大憲章的文本( “text”)中話語( “words”)的另一層神學意涵:上帝之道即Word,聖言,語出《聖經新約·約翰福音》「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KJV 1:1)。這不但使人反思這些體制所蘊含的神聖性及人文關懷,也令人反思人作為個體在憲法性文本和權力體制中的位置。

另外,存放大憲章的房間名為Chapter House,是教堂的牧師會禮堂,神職人員進行會議的地點。將憲法性文本存放此處,不僅再次強調了法律的神聖性,這個旨在討論的空間也光復了促使《大憲章》誕生的交涉和會談。教會也在重新詮釋具有神聖意義的文本中與社會產生新的交流,從而獲得新生。

不斷反思和關懷的語境:監獄項目

有趣的是,同時展出的有其他現代藝術裝置,包括一個監獄項目。這個項目被命名為“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 The Erlestoke Prison Project”,由20多名監獄犯人用陶磚等材料做出一幅蒙太奇,展現他們心目中正義、法律和自由的樣子。一起展覽的,還有國際人權組織大赦國際的和社區同工所製作的旗幟和物件。

《大憲章》是有關人權與自由的文本,而由在監獄服刑的、曾經侵犯他人自由、如今自身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犯人來表達「自由」的概念,又有另一番意味。這層深意,也將800年前設立的文本至於全新的語境中,從而產生新的意義。

《大憲章》對中國法制的意義

中國近代開眼向洋看世界的著名人物嚴復,在翻譯西方法學名著法國孟德斯鳩的《法意》(現通譯《論法的精神》)時,在譯文的第一篇的按語中就提醒讀者,中文中的法律一詞和西文中的法律一詞語義不同:

蓋在中文,物有是非謂之理,國有禁令謂之法,而西人則通謂之法。故人意遂若理法同物,而人事本無所謂是非,專以法之所許所禁為是非者,此理想之累於文字者也。中國理想之累於文字者最多,獨此則較西文有一節之長。西文法字,於中文有理、禮、法、制四者之異譯。學者審之。

法律史學者郭建曾指出,確實如嚴復所言,西方(本書所指的西方主要是指歐洲)文字中的「法」,含義比中國古代的「法」要廣。羅馬法學家塞爾蘇士對法律的定義是「善良公平之術」。羅馬的法學教科書《法學階梯》確定:「法學是關於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識,是關於正義和非正義的科學。」法律本身被當作了人類社會應實現的終極目的。13世紀德意志地區的法律書《薩克森明鏡》甚至說:「上帝自身即法律,故法律為上帝所鐘愛。」而中國古代的情況有所不同。對於自然或人類社會的規律,中文里一般用「理 」或「道」這個詞來表示。而人類行為的評價主要是依靠「禮」或「禮教」。國家的制度也往往專用「制」這個字來表示。而法律在戰國以前一般稱之為「刑」,「法」是在戰國時代才流行的一個詞。就如習慣上所說的「王法」、「國法」概念所暗示的那樣,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法」被歸納為有關國家管理的一整套規範。再說的簡單一點,法律被認為僅僅是君主統治國家的手段之一。而君主統治國家的主要手段是暴力手段,直接的、大規模的暴力手段是軍事武力,有規則的、低度的暴力手段就是刑法。中國古代的法律先是被稱之為「刑」,刑既可以作為一個動詞,指對人施用刑罰,也可作為一個名詞,指國家的法律,很清楚的就表明瞭法律和暴力的關系。因此有人認為中國古代關於法律性質的這些主要觀點抹去了法律的神聖性質,多著重操作性、工具性的意義。換言之,神事單純為神事,適用較為模糊的規範來侍奉;而人事純然為人事,要適用嚴厲的規範來整齊。

對照不同文化語境中對法律的理解,索爾茲伯里大教堂對《大憲章》神聖性的演繹、以及它作為憲法性文本對個體權利持續的關照,對提倡法制建設的中國社會更帶來有趣的借鑑意義。從任何角度來看,這一篇古老的文本都並非被動的歷史和文字,而是不斷生成的人文關懷和對既有制度的反思。這也許是大憲章在自上而下的體制之外,自下而上的,也是真正的遺產和價值。

原載BBC中文網,2015年 8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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