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kespeare in Mandarin: The Intertextuality of Cultures

2015年 7月 25日 發表於 BBC中文網
莎翁環球劇院
位於倫敦泰晤士河畔南岸的莎翁環球劇院內景

舞台上的文化符號是否比語境和話語更容易翻譯?中國國家話劇院(NTCC)在倫敦莎士比亞環球劇院用漢語上演《理查德三世》,且從舞台、戲服到唱法都帶著京味;原本描繪英國中世紀玫瑰之戰的莎劇換了一桌二椅、啼念青衣、趟馬小生,而原作的戲劇張力分寸無失,又有了全新的文化和時代感,驚喜之餘思路也不由得跟著翩飛。

早在二十世紀初,朱生豪先生早已譯出莎士比亞的大部份劇作,且為此傾生盡命。朱生豪譯本之精彩在於文字,因其多為閱讀故,讀來有朗朗上口之感。而莎劇原本是為舞台而作,從一定意義來說只有在舞台上能重現莎劇的生命力;而用英語之外的語言表演,則需要更流暢的譯文、更直接的符號和更清晰的語境。

可以看出NTCC確實為此費心。漫步在泰晤士河畔,觀賞莎士比亞環球劇院外牆上的海報一直是件樂事——今年NTCC那幅有京劇色彩的海報則明顯地脫穎而出,讓人眼前一亮;但也令人暗暗好奇,如何用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語言來表現一部英國的歷史劇。

大致來說,用另一種語言重新演繹文學作品通常會呈現兩種方式:一是全盤改變,如黑澤明導演的電影《亂》(Ran,1985)。它雖然改編自莎士比亞的《李爾王》,但故事情節、文化背景全部做了修改,以日本戰國時代為背景。第二種做法是僅僅翻譯語言文字,而故事內容與環境不變。

NTCC的《理查德三世》可以說兼而有之:舞台和場景是中式的,但故事依然採用莎士比亞的原作。為達到戲劇效果,甚至加入了莎士比亞的另一齣戲《麥克白》中的三女巫預言情節。舞台布景用了藝術家徐冰的「天書」字體:白色帷幕上大書「權力」、「慾望」、「戰爭」等與劇作主題相關的文字,飄逸中又古典峻美。仔細一看,其實這些書法都由英文字母組成,如「WAR」的W形似山字,A呈嶺狀,兩邊的R側成峰,匯合兩種語言,但傳遞同一種訊息,這份天才讓人暗自叫好。散場後聽人閒聊,這些細節有不少觀眾錯過了,有些可惜。台上一桌二椅,人物扮相和作勢都有京劇的影子(倫敦塔謀殺那幕還加了京劇《三岔口》那樣的插科打諢橋段),對英國觀眾而言這就是一場富有異域特色的好戲,哪怕有語言上的隔閡。

就故事情節而言,《理查德三世》可能是最適合改編成中文演出的劇目之一:兄弟殘殺、權力鬥爭……這些是中國歷史故事中最所為人熟悉的橋段。舞台上對不同帝王重覆的「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也符合歷史敘述中對改朝換代的慣常描繪。這些情節再配上有戰國、秦漢風格的服裝、臉譜化的人物,即對英國觀眾呈現出富有異域風格的戲劇。

劇本和舞台的編排使得戲劇衝突更與眾不不同:當安夫人( Anne Neville,蘭卡斯特的愛德華的王后,後為理查德三世之後)以青衣扮相上台,撒起白色紙花,清亮一曲哀唱時,所有觀眾都凝神傾聽,離舞台最近的老太太甚至好奇地撿起紙花看個究竟。另外,每當有人遇害,就有兩人揚起黑色輕麻布,將死者罩住帶下台去,這樣的處理不但簡化了錯綜複雜的歷史劇,使觀眾能夠在情節中找到軸心、不至於在複雜的人物關係和情節中迷失方向,也加深了戲劇衝突的舞台效果:黑幕遮蔽人物時讓人倒抽一口冷氣,也帶來哀悼之情。再者,當死亡和詛咒降臨時,代表鮮血的紅色(最後是黑色)顏料從背景上方流出,順著白布滴沿而下。這是權力相爭、骨肉殘殺中的誅與罪,被歷史堙沒、史書不曾記載的冤嚎和遺憾。儘管《理查德三世》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痕跡──醜化理查德三世而歌頌開創都鐸時代的亨利,因莎士比亞時期的君主伊麗莎白一世乃玫瑰戰爭中勝者都鐸王朝的一員──但戲劇超越了意識形態的限制。戲劇的符號甚至是超越文化的,哪怕大半對話和唱詞都未被翻譯,舞台上的風雲變幻依然令觀眾焦急、大笑、嘆氣和感動。

只可惜漢語版的《理查德三世》對文化和語境的「翻譯」缺乏連貫性:安夫人既然有唱詞,為何在玫瑰戰爭和劇中更為中心的女性愛德華四世的伊麗莎白王后卻沒有?一些人物也顯得略為單薄。小王子以小生扮相趟馬上台讓人眼前一亮,但張口又是翻譯過來的現代漢語,顯得生硬且脫離語境。對原著的語境化已經包括了宗教上的改變——天主教僧侶成了佛教和尚,但大部份台詞又帶有明顯翻譯的痕跡,語言依然是英國的。哪怕有舞台烘托出的語境,這齣戲從內容到敘述方式依然是中古英格蘭,使人偶有不連貫的晃神之感。

徐冰的天書、演員的行唱念打、安夫人紙錢和唱腔……這些都清楚地向我們展示文化符號和語境是可以被翻譯的;如果編排上有更多的連貫性,服裝有更清晰的符號性,劇本翻譯也更貼合舞台和語境,那麼這齣戲會更令觀眾沉迷,尤其是對中國文化有較為深入了解的觀眾,而不致被偶爾的不連貫性打斷。

但另一方面,我們應該意識到刻意塑造的文化差異背後更廣闊的世界。這場面向英國觀眾的漢語莎劇,確實要用「中華文化」作為特色,但同時表現的是超越不同文化的意義。譬如,徐冰用英文字母匯成漢字書法而表達同一種信息,就是共享了不同文化中相似的符號。連於2009年辭世、曾被譽為文化比較之父的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本人也曾承認,我們對文化現象的解釋很多時候依賴於簡單的對比,試圖發現特定的文化樣式,有時是落於形式的徒勞。另一結構主義學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60年代提出「互文性」的概念,認為文本的意義並不獨立存在,而是在與其他文本的相互照映中形成。

由此引申,有時在翻譯上的留白,反而能映襯出翻譯者在翻譯時不僅有借鑒,更有創作的空間,也為讀者預留了同樣的創造性過程。對「文化」和「語境」的轉化和翻譯也是如此。一齣為舞台而重譯的《理查德三世》便是在對原劇的借鑒中創造了新的語境,觀眾在欣賞時便能夠映照兩種文本和它們背後文化語境的各自靈妙之處,也能夠意會超越這些元素的意境。此次表演為喜劇效果而留用的一小部份英文台詞,則剛好是對互文和留白的體現。一份恰到好處的互文和留白,也許是達意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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