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st Bop: 反思「與毛共舞」的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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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BBC 中文網,2015年6月8日

對一個政治理念的理解是否能脫離語境?前共產主義主義國家的人們如何響應共產主義在不同語境中的意義?共產主義又如何被消費?在全球化的信息時代中,仍有多少無法被理解或想之當然的政治理念和文化差異?

這些問題,在牛津大學某一間書院的共產主義舞會上得到凸顯。

英國社會的左與右
許多選擇前來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都被曾經的帝國榮光吸引,對王室的故事津津樂道、對渲染愛德華時代貴族風華的英劇《唐頓莊園》大加推崇。但即便在帝國巔峰時期,英國社會本身存在不同的政治立場與聲音,包括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工會等左翼思潮。本次英國大選之後保守黨連任,選舉過程中的爭論和對保守黨當選的各方意見其實更值得探討。

馬克思主義的奠基性作品《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就是由他對英國工業城市曼切斯特的觀察而作。作為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地,英國始終保持了一定的左翼勢力,與保守主義相輔相成。倫敦每年都舉行由社會主義工人黨組織(Socialist Workers Party, SWP)的馬克思主義盛會(Marxism Festival);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是著名的左翼學府,於1982年率先宣佈英帝國已進入晚期,著手改革公務員課程,吸引了當時不少嬉皮士和激進左翼份子,對學生會的政治態度與整所學校的風氣都有轉折性意義。倫敦的不少公立中學也都一反傳統經典教學,在英語文學課程大幅度去莎士比亞,而以南非作家代替。

但左翼思潮在英國從未達到主流,許多學校教育也都不以這段英國史和世界史為重點,某些高校教師面對新生時甚至曾感嘆居然有好幾位學生不識馬克思是誰,僅有模糊的概念。英國歷史學家麥克林恩認為工人運動發源時英國正處維多利亞-愛德華時期的顛峰,社會發展穩定,沒有人反對既有的公民社會模式。工會和合作社的發起依靠社會基金,他們也因此更仰仗資本主義的穩定性和社會機制。馬克思與恩格斯本人都曾表示,社會主義在英國通過議會改革的方式更容易實現,而非革命。

英國街頭暴亂
2011年倫敦發生騷亂,緣起一名黑人男性在倫敦北部托特納姆區(Tottenham)被警務人員槍殺。長達數日的街頭抗議、打砸、暴力衝突擴展至利物浦、伯明翰、諾丁漢、曼切斯特、劍橋和牛津等英格蘭大城市。這次騷亂被認為是二戰時的納粹轟炸以來,在倫敦發生的波及人數最多的緊張事件,也是倫敦城第一次發生大規模騷亂。它在公共話語中引出貧富落差、階層問題與「社會革命」這樣的詞匯。但是在英國歷史中,從未發生過自下而上的顛覆性革命,此次騷亂也以首相卡梅倫指責趁亂打劫的青少年而定下官方基調。

2011和2012年,英國響應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公民佔領位於倫敦金融中心區的聖保羅大教堂,也意味著要求對神聖空間所暗含的道德和社會經濟秩序進行再探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教授David Graeber也參與了佔領活動,正是他提出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標語「我們就是那99%的人」(We Are the 99 Percent”),反對財富的極端集中化(1%的富人)所造成社會的經濟問題。

政治理念與領袖崇拜
牛津大學的「共產主義舞會」(Communist bop)可能是英國社會等級與政治聲音的一個縮影。在牛津名目眾多的大型舞會和流行舞會中,這一流行舞會以共產主義為主題,號召參與者穿著有共產主義印記的服裝。在舞會的臉書主頁上寫著,「只此一晚,自由人、奴隸、被壓迫的人民團結起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今晚一齊享受革命和驚喜」。

不少參與者直言自己是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者,甚至崇拜Mao。在舞會當場,不少中國學生和前蘇聯國家學生對此提出質疑,尤其對那些打扮成紅衛兵或斯大林時代模樣、跳舞時如革命熱潮中宣表忠心般高舉手臂的參與者。質疑一方的聲音是: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政治體制在實踐中給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帶來了創傷,許多人仍然在試圖從創傷中復原;將這樣一種頗具爭議性的理念堂皇化,是否傳遞了對經歷者的不尊重?脫離語境的崇拜,是否也意味著對這種政治理念本身的粗淺理解?如果有人要辦納粹舞會,那會對猶太人有怎樣的傷害?

但這種質疑所得到的回應是:第一,不能因為一種理念在某些地區的經驗就否定它的意義;第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在西方有完全不同的意涵,它在西方社會意味著對進步和平等的呼籲,對既有秩序的持續反思。譬如法國哲學家Jacques Rancière表示,由於中國經濟的崛起,歐美地區都需要加強與中國的合作,導致一個有趣的局面:如今的全球資本主義大幅度仰仗於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也就更需要反思馬克思主義可能帶給當今社會的積極意義。

誠然,每一種理念都會經歷本土化的過程,為社會現實與在朝政府所用。前當今共產社會主義國家的需要了解這種理念在本國意識形態化之外的原生與廣闊意涵,以更好的審視本國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僅僅擁護某一種理念的人們,也應該理解這種理念在實際推行中所造成的社會問題。

對於共產主義舞會所帶來的爭議,牛津大學校報《查韋爾報》(Cherwell)也於2012年做過討論,但僅僅將它作為一種娛樂形式。校報也提到如果有人打扮成斯大林或納粹份子是否會將問題更嚴重化,但依然認為很難定立標凖,因為人們自然會明白哪些情形是「稍有爭議」而哪些是「跨越底線並給他人帶來真正的傷害和仇恨」。校報認為,納粹主義在「我們文化和歷史」中有根本的種族歧視問題,因此自然所有人明白用納粹主義來消遣不是個好主意;而如果有人反對共產主義舞會,只要別當回事就好(take the piss out of it)。很明顯,校報僅僅採取了西方視角,且並未意識到牛津大學研究生群體之文化背景的複雜性,以及反對這種娛樂方式的人未必只是不喜歡共產主義而已,而很可能是曾經頗受其苦的人。

其實,舞會的介紹就已經透露了諸多耐人尋味的信息:曾經的政治理念,如今供大家娛樂消費的尺度在哪裡?選擇消費它的人群有哪些組成?曾經是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痛苦回憶,能否被如此脫離語境的使用和再創造?來自前/現共產主義國家的人,尤其是青年一代,應該如何面對這一現象?

再有其者,對一個政治理念的信仰和推崇,是否需要與與之相關的領袖掛鉤?許多具有個人魅力或
「個性」突出的政治領袖都成為了某些政治理念的代言人,政治理念也直接以其命名,譬如馬克思主義。但若推崇斯大林或列寧,則可能需要有更細緻的考慮。

政治理念終究還是要訴諸社會現實,對意識形態的批判與推崇若脫離社會現實則易流於空想或形式,亦可能忽視本人所擁有的特權。對理念的實踐,也終究要落實到對身邊人的理解與關懷才有信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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